医疗服务不该因性取向与认同而有差别

还在萨尔瓦多时，我因为看见了自己不该看的东西而被迫离开。某人警告我只有5分钟逃离自己的住处，我只得向山里逃跑，直到和我兄弟在安全点碰面后，他们将我带到距边境更近的地方。我后来发现，在我离开的15到20分钟后，我家就被攻击，一切都被摧毁，墙壁留下一个个弹孔。他们想杀了我。

逃到危地马拉后，我遭到当地边境管理当局的勒索，而在踏上墨西哥的土地时，我又被当地警方勒索。那时我没有食物、没有能过夜的地方，只能睡在路边，甚至有人试图强暴我。之后我转而求助联合国难民署，他们了解我的处境后便将我送到塔帕楚拉（Tapachula）的收容机构。到塔帕楚拉后我得知了关于无国界医生综合照护中心（El CAI）的信息。

那次事件后我不单失去了家人，也失去了原本在萨尔瓦多的生活。还在萨尔瓦多时，我以厨师为业也热爱我的工作，但现在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活了下来。可即便如此，当我想到母亲和手足们都知道我还活着但却不能相见时，还是会感到痛苦。

距离我逃出萨尔瓦多已经一年了，要适应在这里的生活可说是困难重重。或许因为我是LGBTQI+的一分子，所以才过得比其他人要更艰难吧。我因为移民和男同性恋的身份而受到歧视。到塔帕楚拉后我开始做一些工作，也因为我懂建筑的知识，想开创房屋装修的事业。不过如果能再次回到厨房工作似乎也不错。

经历了虐待或极端暴力的病人和家庭成员在无国界医生的综合照护中心接受治疗。© JORDI RUIZ CIRERA

19岁时，我意识到自己同时喜欢男性和女性后，决定向家人和身边的人们坦白，但这却是我做过最糟糕的决定。我的出生地加纳是个无法接受不同性向的社会，你会因此受歧视、受威胁，甚至找不到工作。在出柜后的那两年，我在加纳过得非常糟糕，因此我在21岁时决定离开前往美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人在巴拿马的达连（Darién )区。

我想去美国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在那里得到应有的权利。我知道我不该被迫改变或隐藏自己，但我在加纳生活的最后一年就是这么过的，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试着求职，但得到的只有人们的歧视。这让我下定决心存够钱后买了张去往巴西的票，随后又到了秘鲁、厄瓜多、哥伦比亚，最终来到现在所在的巴拿马。但这趟旅程却让我遇到了最糟的事。

即便我选择的是路途较短的路线，跨过达连峡谷的旅程依旧十分艰辛且令人沮丧。我感觉自己时刻冒着生命危险，至少我是绝对不愿意再走一遍的。虽然我还年轻力壮、身体健康，但沿路上我见到了许多老人、婴儿，甚至死人，大多是淹死的。那些景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见到死在河边的人时我所想的只有如何让自己逃出生天。

2021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达连隘口（Darién Gap）的人数激增。这段连接着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危险莫测、尚未修通的荒路横贯了60英里（约97千米）的丛林。© MSF/Jorge Montoya

在我听到和我同行的那群移民亲口诉说他们在路途上所遭遇的抢劫和强暴时令我感到非常震撼。走过秘鲁后，我因为当地政府的恶意对待而感到非常不舒服。那些拉美国家政府的人说我是“非洲人”、“黑人”，并刻意让我排在队伍最后面，也不让我住进宿舍，因为他们觉得黑人是可以直接睡在地上的。他们甚至说我就算不吃东西都没问题，或是吃垃圾就行。

不快的情绪并没有因为我们走到丛林中而减轻。我见到许多人苦于饥饿、夜不能寐。爬上山时我因为太疲倦而丢下背包，路程疲倦使任何额外的负重都会阻碍继续前行的步伐。我看见带孩子的女人试着爬上山，也有些男人背着他们受伤的妻子继续行走。我必须让自己去到美国，但我怎样都不愿意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旅程了。